□ 赵相龙
从敦煌返回兰州的火车上,我斜靠在窗边,看太阳慢慢地沉下去,落到地平线以下了。余晖是橙红的,自中心向外发散,映着远处的乌鞘岭。我望着这晚霞,不觉想起了家乡的杏子。
敦煌也产杏子,但与我熟悉的不同,敦煌的杏表皮光滑、个头小,取名“李广杏”,便多了几分历史感。相比之下,秦安老家的“大接杏”,则显得家常。
说来是愧疚的,大接杏这名字,我至今不知其所以然。现在想来,大抵是因其果实硕大,又或是接木所成,故有此称吧。秦安这地方,黄土深厚,日头也毒辣,却最适宜果树生长,满沟壑都是桃杏苹果。小时候的我只晓得,园子里的杏树从开花到结果,都是我们的,这便够了。
我家的果园子在村子北面,是一块地势稍高的坡地,三棵杏树就长在果园子边上,与路边中间隔了一道缓坡,好像是爷爷年轻时栽下的,算来已有四五十年了。两棵细些,一棵略粗,却也刚及碗口,树皮皴裂如老农的手背。每年六月,却还要结出满枝的果,一个个橙黄带红,沉甸甸地坠着,把那枝条压得弯到地上,仿佛这老朽的身子,偏要生出些鲜活的念头来。
小时候,杏子还青时,我们便开始惦记了,拇指大小,青中泛白,藏在叶底,需要稍微分辨一下,自家树上的,本不必偷摘,但家里人怕爬树摔到,不许去摘。园子里干活的时候,趁大人不注意,悄悄爬上去,专拣那向阳处的,摘几个揣进兜里,兜里满了,就把衣摆塞进裤子里,当作口袋,鼓鼓囊囊时再跳下来。青杏是极酸的,咬一口,酸得龇牙咧嘴,口水止不住地流,却也舍不得吐,硬是要把那酸汁嚼尽了才肯罢休。大人是不吃青杏的,他们只看我们吃,笑一笑,不说什么,仿佛他们小时候也这般过来。
然而摘的可不止自家的树。上小学时,中午上学的路上,常要绕到别人家的地里去,偷摘几枚青杏。那时胆大,也不惧人骂,见了青杏便走不动路。摘了并不立刻吃,而是装进口袋里,走一路吃一路。到了学校,也和同学分着吃。那时总会有人喜欢取出那瓶从家里带的水,把青杏泡进去,泡一下午,水沤得发黄,杏子也发黄。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,那瓶水怕是早就酸了,只是那时候,谁会去在意呢。
日头渐毒,杏子便黄了。起初是一点黄晕,慢慢晕满整颗果子,阳面又浸出一层朱砂似的红。远远望去,枝头像挂了无数盏小灯笼。
这时候最好吃。我总爱爬到树上去摘。坐在树杈上,伸手够那些最红的,手腕一拧,咔嚓一声便离了枝。擦一擦,掰成两半,核脱得干干净净。果肉橙黄绵软,汁水丰盈。填进嘴里,甜意倏然漫开,不是白糖的腻甜,是带着日头气的甜,有厚度,有重量,仿佛把村庄六月的好光景,都酿进这一颗里头了。甜中又含着一丝酸,恰好解腻,吃完一个,紧接着就想第二个。
杏核是不能扔的。兜里攒多了,寻一块砖头,对着砸下去,啪地裂开,仁便露出来。吹一吹,丢进嘴里慢慢嚼,有股淡淡的香。有的甜,有的苦,苦的便呸地吐掉,自家园子的大接杏我好像从来没吃到过苦的。砸杏核这门手艺,原是小时候练出来的,多年不砸,大约手还熟着。
杏子熟时,爷爷奶奶去果园干活,回来常摘满满一篮子。不是特意去摘,干活间隙,顺手摘一些带回家给我们吃。奶奶拣软的给我吃,半软的放在篮子里,过两日也软透了。吃不完的,放着,终归是要烂的。过路人从果园边过,见杏子金黄,常停下来摘几个。爷爷从不拦,有时还招呼人多摘些:“树上的,吃不完,烂在地上也是烂。”
确实要烂。杏子熟得急,几日便从黄变软,风一吹便掉下来,砸在地上裂了口子,不出几日发黑腐烂,招来苍蝇。满树金黄,眼看着一天天落,一天天烂,心里觉得可惜,可树太高,枝太密,终究摘不完。
后来离家求学,又工作,回去得少了。杏子年年熟,年年烂,我年年赶不上。电话里爷爷总是说:“今年的杏子繁得很,还没蛆眼。”
去年夏天回去,三棵杏树还在,比记忆中粗了些。满树金黄,正是时候。我自己爬上去,摘一个最红的,坐在树杈上,掰开,填进嘴里。还是那样甜,汁水还是那样多。风过处,叶子沙沙地响,远处一颗杏子落下来,噗的一声,砸在黄土上,裂了口子,露出里面橙黄的肉。
我坐在树上,忽然想起很多事。那个爬在树上吃杏的孩子,把青杏塞满口袋,砸杏仁嚼着苦香,以为日子会永远这样下去,永远不会变。
然而会变。杏子年年熟,人却年年老。爷爷种下的树还在结果,吃杏的人散在四方。我坐在当年的树杈上,嚼着当年的甜味。那大接杏接得住枝头的果实,终究接不住流走的时光。树下的杏子,又落了一层。
来源:奔流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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