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水南宅子匾额书法赏析之六：秀拔成均

文／刘玉璞

本期赏析天水南宅子一块清代匾额，该匾长225厘米、宽115厘米，正文内容为：秀拔成均。上款：恭贺德三贾老先生新荣国子监太学生鸿禧。下款：特授文林郎知成县事江宁陈大均题，道光岁次庚子桂月立。此匾体型巨大，图饰丰富，做工精良。最外框一周雕刻不间断回纹；内过渡框四角及中间上部位置雕五只蝙蝠，下中部雕云中凤，上下部各雕云中八仙；两侧中部各雕宝瓶一只，左侧瓶内雕三戟和荷花，寓意“平升三级，仕途平安”。右侧瓶内雕笔和钱币等，寓意“功名富贵”。

匾的正文文字为阴刻，上下款为阴包阳刻。红底金字，工艺复杂，制作者加入了很多美好的寓意和想法。内框的窄条和其他纹饰都是雕好后粘上去的。此匾制作时间是道光庚子桂月，即公元1840年农历八月。桂月，指农历八月，此月桂花盛开，故称。

文中的贾德三老先生没有资料记载，也无法得知具体情况。时任成县知县陈大均是清代举人，其详细资料无据可考。

匾额释义：秀拔，形容才能出众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彭漾传》：“超问兼曰：‘卿才具秀拔，主公相待至重’。”成均，相传为远古尧舜时的学校。原始氏族公社后期，氏族的规模逐渐扩大，并组成部落联盟，社会生活也趋向复杂化，除家庭生活、生产劳动和与外敌作战的军事行动外，还有各种祭祀、庆典等集体性的礼仪活动。氏族部落成员间已开始有了等级地位的区分，产生了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的要求。为了保持和强化氏族部落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，对公众的教育和宣传是必不可少的。考古发现的原始氏族公社后期遗址中，往往有一大片空地，有点像现在的广场，显然是氏族部落成员集会的地方。遇上举行各种典礼仪式，召开会议，宣讲告示、规定、要求，以及采取某项行动前的动员、誓师等，都在这里举行集会，可见其具有显著的教育作用。国家产生之后，“成均之教”就成为社会教育的总称，成均也成为天子之学的中心场所。秀拔成均在这里解释为出类拔萃的国子监生员。

这块匾的字体以楷书为主，个别加了一些行书的笔意，是典型的清代书法代表。我们利用这块匾额，不得不说说清代书法。有清200多年间，尽管不同时期的“馆阁体”带有不同的色彩，或以欧阳询为基础，或以赵孟頫为基础，但总不脱“黑、厚、圆、光”的面目，更谈不上个人风格和意趣。这种千人一面、单调呆板的书体，无法体现书法艺术“达其性情，形其哀乐”的审美功能，只是作为获取官阶俸禄的纯工具性技术，道光以后，“馆阁体”书法更进一步走向僵化。如果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，纵观清代的书法发展过程，其大势基本是帖学逐渐衰落，碑派迅速崛起并取代帖学。艺术应该百花齐放，我们不会崇碑轻帖，但也不能尊帖轻碑，碑与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传承，这一点在当代是明确的。清代这一力量对比变化的转折点在道光、咸丰之际。雍正以前，是明代帖学的延续阶段，书风大致未超出元、明范围；乾、嘉时期，清代帖学达到最高水平，张照、刘墉之名，几与赵孟頫、董其昌不相上下。同时，碑派初兴，在篆、隶书体上已颇具成就。道、咸以降，帖学盛极而衰，碑派书法取代帖学，大行其道。到清末民初，书坛遂成碑派一统天下之势。

当代书法在技法上虽然日趋成熟，但大多是抄书匠，书法理论的研究还与庞大的书法队伍不能成正比。与创作实践相对应的是，清代书学研究亦十分发达，论著繁浩，大到长篇专著、小至题跋札记，谓之汗牛充栋，毫不为过。且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、举凡书史论述、理论阐发、书家传记、作品考证、技法传授、临池心得、收藏著录乃至文房四宝，无所不备。

清代前期，书学论著一如书法创作，基本承袭了明代余风。或评古今书家、书迹，或记述自己的书学主张和临池经验，体例多为札记随笔之类，大致反映了清初书坛的风尚意趣和取法途径。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倪后瞻的《倪氏杂著笔法》、姜宸英的《湛园题跋》、陈奕禧的《绿阴亭集）、杨宾的《大瓢偶笔》、何焯的《义门题跋》、冯班的《钝吟书要）、王澍的《论书剩语》《翰墨指南》《竹云题跋》及《虚舟题跋》等。这些著作大都结合作者的经验，对古今书家书迹进行品评，其中不乏独到之处，时有真知灼见。如姜宸英、陈奕禧在论著中均已感到帖学之弊，并对清初备受推崇的董其昌颇有微词。而杨宾主张学书“宜先取六朝人以前碑版细观”，则可视为碑学意识的萌芽。

乾、嘉之际，考据、金石、文字之学盛行，碑派书法兴起于世，碑学理论亦应运而生。碑学问世之初，因受金石考据学影响，注意力多集中于秦、汉碑刻，碑派书家均以篆、隶二体为突破口，立足于世。研究碑学者，广泛搜罗，排比著录，为碑学理论奠定了深厚基础。如孙星衍《寰宇访碑录》《平津馆金石萃编》，王昶《金石萃编》，黄易《小蓬菜阁金石目》《嵩洛访碑日记》等，均对金石碑学研究有重要价值。而翁方纲声名显赫，所见既多，著述宏富，更是乾隆时碑版考证的领轴人物。嘉庆中，阮元作《南北书派论》《北碑南帖论》，大力提倡六朝碑版，遂使碑学主张被正式提出来。此后，治碑学者已不仅仅局限于搜访著录和排比考证，更以碑版拓本推求笔法渊源，进而总结书风演变规律，从而达到书法史的研究目的。继阮元之后，更有包世臣著《艺舟双楫》发挥阮氏观点，推崇北碑。其最重邓石如，又提出万毫齐力、全身力到等审美原则，使碑学理论除对书法史的梳理研究外，更直接介入创作技法。

清代末年，碑派书法统治书坛，碑学理论亦大放异彩。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，康有为的《广艺舟双楫》问世，立即引起国内外书坛的重视，影响远播日本。他继承包世臣的理论，崇碑抑帖，尤其对南北朝碑版大加褒扬，从其源流变迁、风格特点、购藏临习直到技法经验，条缕分明，论证全面，堪称碑派书法和碑学理论的集大成者。至清末，一些有识之土开始反思碑学，重新审视帖学的价值，提出碑帖结合、南北并重的主张。沈曾植、杨守敬在其著作中都表示出这种客观的见解。当碑学风靡群从之时，能持此平和冷静之论，诚属难得。

我们目前看到的清代书法，无论题匾还是题联，基本上也是一个面目的居多，有特色的有个性的不多，这也有似于当今的展览体，在当时很流行，有了历史积淀后再来审视，觉得索然无味。这不得不给我们警示：在沿袭传统书法的同时，在当代书风中可以汲取营养但不能被左右，不以急于确定自己的“某某体”为目的，摒弃急于求成的心态，把书法作品作为艺术成果来对待，放低姿态，尊崇学术，提升修养，必将会在书坛历史上有一席之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