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在红旗下 长在新社会

    生在红旗下 长在新社会

    □实习生 县智博

    1952年出生在麦积区赵崖村的尚福俊，有兄弟姐妹五个，他是成长在新中国的一代人，也是经历了新中国重大改革转折点的一代人。

    尚福俊刚上学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，在学校上学的时候，成天饿得都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学习，每天都在想着什么时候能吃上饭。上初中的时候，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，开始推行上山下乡政策，他因为本身就在农村，所以1968年毕业之后就直接回乡了。当时还有个说法叫“老三届”，指的就是1966、67、68年毕业的学生。他记得当时毛泽东主席说过，要支持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，知识青年要到边疆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，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“当时的人思想很单纯，脑子里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，脑子里的主义就是马列主义，党的旗帜，党的指挥枪打到哪儿，我们就干到哪儿。”尚福俊说：“我记得当时正好赶上制度改革，初中改为两年制，高中也改为两年制，我们这一届学生正好没地方去了，高中不收，初中又在往上推人，我们卡在中间，上下为难，所以就直接投入广大的为人民建设中去了。”

    和尚福俊同时期的同学也被分配在了需要的各个地方，吃供应粮的被分配到窑街煤矿，才十五六岁大的孩子每天在煤矿上拉煤、装卸煤，煤矿工作很危险，经常会有事故发生；有的被分配到白龙江林业局，一穷二白，房子要自己盖，路要自己修。尚福俊作为回乡青年，直接在赵崖农村当起了农民，在农业社分配下干活。他拉过很重的架子车，也在砖瓦厂背过砖头，当时还是集体时代，每天干活挣的是工分，他说一个强壮劳动力每天也就10工分左右，大约折合人民币下来就5.6毛钱。

    尚福俊至今还记得，每年春季，生产队队长就和社员代表进行协商，统一安排工作，把每块地的用途都分配好，哪一片种玉米，哪一片种小麦，哪一片种高粱等。尚富俊当时的工分要供给一家几口人的口粮，所以要更努力地劳动，多挣工分。当时的分配制度是不干就没有工分，粮食成熟之后要先上交国家的，留够集体的，剩下的才按照工分多少多劳多得，进行分配。“分配起来可复杂了，我觉得当时农业社的会计是很厉害的，要把那么多工分换算的分毫不差，每天工分都记录在账本上，我记得有一次年底我帮会计一起计算，真的费了好些功夫。当时发不够粮食是常有的事，粮食不够就瓜菜代替，你可能想不到，干苜蓿和榆树叶磨成面都吃，实在是困难。”尚富俊说，“当时很多人都分配不到粮食，叫‘透支户’，就是工分年底不够，辛苦干了一年年底还要交钱抵扣工分才能换取粮食。但是物资也匮乏，有钱也买不到需要的东西。不像现在生活好了，想要什么，花钱就能买到。我一直教育我的儿子孙子不要浪费粮食，买东西够吃就好，不要过度消费。”

    集体主义持续到改革开放，开始转变成包产到户，尚富俊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土地，为了获得更多的口粮，尚富俊更加努力地工作，也因为这种高强度的劳作，导致他年老之后身体一直欠佳。

    尚富俊说：“我其实算得上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代人，经历过困难时期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，也经历过大集体，现在的生活在当时是不敢想的……”他由衷地感恩新中国和共产党，因为现在这个美好生活，是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，奋勇向前不断打拼出来的。